南京，临靠着长江，每日汽笛声的轰鸣声不绝于耳，微微的海风一吹，夹杂着咸咸的海水味，构成了当地的民风。
依父亲的讲话，我的祖上是金陵的大户，母亲去世的早，父亲袭承了祖上的财产，开班了一家铁矿厂，收益还不错，那时的祖宅邸上，不时有穿蓝色戎装的军人进出，激昂的粤腔在房里回响。
父亲送我出国留学，在日本，我见识了专为众人奉上的挑衅与轻蔑，在发现操一口京都腔就可以在全日本受到尊重后，便把南京话，大抵给忘了。
民国二十年，我踏上了回国的轮船。
金陵也大抵的都变了，原本老旧的土木房都变成了灯红酒绿的酒楼，父亲也真的老了，他开始教我进口关税的细节，嘱托我如何打理铁矿，也开始学着穿皱巴巴的西服去与痛恨的日本人进行“洽谈”
。
东洋的魔掌已经深入中国腹地，激昂的粤腔也已很难再听到，取代它的则是父亲的声声叹息。
父亲将大褂脱下，谨慎地熨平，放进了祖上的檀木柜里。
夜里，他把我叫至里屋，竟是为教其领带的结法。
我反复纠正他那蹩脚的领带，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穿了半辈子长袍今天却要在脖子上挂个西洋绳。”
我一时语塞，只能草草地扯平了西服的衣角，不再说一句话。
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日本人打进了上海。
你要知道，南京与上海，除了一条不像她名字一般的苏州河以外，就再无阻拦了，战争的阴霾立马笼罩上了人们的心头。
每天都能看到以强行军速度奔赴前线的部队，也能看到衣衫褴褛、满脸憔悴的士兵溃退下来，南京城里的不少大户都逃走了，父亲也开始逼我离开，去往美国的机票也早已买好，北门外的枪声也越来越近。
我，选择了离开。
父亲，选择了留下来。
民国三十四年，南京光复，我又一次踏上了故土，祖上的宅邸早已被破开了，父亲的白骨还躺在院子里，一颗子弹直接穿透了他的胸膛，刽子手似乎还不过瘾，又在脑袋上补了一刀。
于是，我失去了最爱的父亲。
金陵又是一年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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